我本认为,泰特美术馆新展招引我的是大卫·邦伯格诱人的风景画或是弗朗西斯·培根笔下的教皇,但事实上是一只乳房。在卢西恩·弗洛伊德前期的著作《带着白狗的女子》中,他的第一任妻子凯迪·加曼(Kitty Garman)穿戴石灰绿的长袍,周围一只咄咄逼人的白狗躺在她的大腿边。一只乳房裸露,另一只藏在柔软的长袍中。不知怎的,我看着这幅画的时分,感受到了一颗跳动的心和生命的脉搏。弗洛伊德和卡拉瓦乔相同,著作都传递出一种实在与不安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力,让观众觉得看的不是艺术,是日子。
他后来的著作越发逼真。20世纪90年代,弗洛伊德里程碑式的著作以两位大块头的人物为原型,分别是行为艺术家雷·布尔里(Leigh Bowery)和英国卫生和社会事务部官员苏·迪里(Sue Tilley)。策展人选了两幅同是熟睡的画:迪里睡在椅子上,布尔里倚在肩上。这些画如此逼真,就像从镜中看到自己的脸相同实在。
第一眼看到保拉·雷戈1988年的《家》,认为展示的是对父权的奇怪打击,一对母女在卧室殴打父亲。事实上是爱和怜惜的诠释。其时,雷戈的老公因多发性硬化症岌岌可危,她和女儿在协助他而不是摧残他。他们承受着无尽的痛苦。
迈克尔·安德鲁斯《梅拉尼和我在游水》著作中,一位父亲在黑池中帮着女儿学游水,周围是坚固的岩石。朴实无防卫之心的人道是震慑的,尤其是看起来很软弱的中年男子还要维护孩子。黑色的池水埋葬了他们漂浮的身体,就像许诺的天谴。
弗兰克·奥尔巴赫(Auerbach Frank)和莱昂·科索夫(Leon Kossoff)的画也充满了生命的严厉和重量。20世纪60年代前期他们的画作都带有泥土的气味。科索夫的《维多利亚街修建工地》(1961年)展示了城市新鲜泥土之上血淋林的创伤。奥尔巴赫创作了Head of E.O.W。 I (1960年),黄色和赤色的油漆绘出一张脸,充满了回忆的痕迹。